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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君祥一位国家工人的漂泊人生(图

2018-07-26 15:08

  一个甲子过去了,沐浴着国家今天的工业文明,我们每个人都该静下心来听一听,那一代国家工人的命运。

 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,记者找到了老工人傅君祥,在8月22日至24日,一连三天聆听他的讲述。

  我这一生,就在伪满洲国时期辽宁复县农村的小学里念过几年书,却当了一辈子工人。

  念书的那些光景,已经没有多少记忆了。好像总是在鸡鸣前,我还在睡梦里就被隔壁邻家的小伙伴们喊醒。

  我和大哥念同一所学校,他善于言谈,去学校的路上,他领着小伙伴们走在前面叽叽喳喳说个没完。我睡意未消,深一脚浅一脚跟在后头。

  每天下午,放学的时候,天色还早,我们就各自回家。我不喜欢背书包,两只手好像终年在袖筒里藏着,我就环抱袖筒把一本国语书和一本日语书摁在胸前。当我从田埂上经过时,山峁上那些没上学的放牛娃会朝我喊叫,他们挥舞着手里的树枝,落日在他们身后,身体像镀了一层金光。

  我干的是磨工,需要把不规则的钢坯照着图纸的规格和尺寸,车出一个螺栓或者一个螺母来“亡国奴”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12岁那年,统治我们14年的伪满洲国终于垮台了,日本人撤出东北。然后,据说先是白俄人来了东北,紧接着苏联红军正规部队进驻了。

  大哥已经不念书了,他托了门路,在复县县城瓦房店街道上谋到一份学徒工的活计。那时候,在私人作坊当学徒都没有工资,不过管吃管住,仁厚人家还会给一两身衣服穿,大哥就算是靠自己养活了。

  我指望能过上大哥那样的生活,不过一直没有什么门路。大约到我13岁那年,家里实在熬不下去了。这年除夕,大哥回来,他坐在炕上跟父亲商量,要把我也带出去。我窝在炕头一声不响,听得心怦怦乱跳。

  母亲是不知道我想法的,她一会儿看我一眼,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她可能想劝住大哥和父亲,不要把我带出去,可是她几番起身后,也没找到话茬,只好坐在一旁一声比一声长地叹气。

  正月还没有完,雪依然下得紧的时候,我就和大哥出门了。等我坐汽车一路摇到瓦房店,才知道大哥所在的作坊其实就是一大间临街门面。

  我后来随哥哥做了学徒工,就被安排在那台小车床上做工。作坊里的人都叫我“小不点”,他们把这台小车床当作是分给我的玩具一样,成天拿我开些荤酸不素的玩笑。

  作坊主要是给附近纺织厂制作一些机器零部件。我干的是磨工,需要把一段不规则的钢坯稳稳当当卡在车床上,然后照着图纸的规格和尺寸,车出一个螺栓或者一个螺母来。

  我常常听见师傅吼叫大哥他们,说是这个工作要靠耐心和眼力。这些话我听得似懂非懂,也不好开口问他们,就自己在小车床上瞎琢磨。

  厂里的老师傅挨个查验我们手里的螺丝,走到我跟前,他们显得很诧异的样子,说我做的东西好

  我大约在这年春天悄悄给在大连的二哥写信,然后在一天晚上跟大哥说,我要离开作坊去大连做工。

  大哥不许我走,在他眼里,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。我不这样想,我觉得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在那台小车床上打磨几个小零件吧,我还是要去大连看看,我听说那里有大工厂,如果进了厂,我就能一个人用一台大车床。

  后来,我是背地里离开大哥的。我坐上火车去大连了。二哥按照我信里约好的时间来车站接我。

  现在想来,尽管我此行去大连只是冲着一台大车床,但实际上,我已经稀里糊涂走到了新中国工业复兴计划的门槛边上。

  二哥那些年在大连一家机械厂谋到了工作,他结婚了,和嫂子一起住职工宿舍。我去了之后,先凑合着跟他们住在一起。平时哥嫂上班了,我就去街上转悠。

  我在大连城里溜达了好些日子,大约已经到了1952年春,有一天下午,二哥回家来说,大连二十机械厂招工。

  我在瓦房店当学徒的时候,只磨过小螺丝,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螺丝呢,就连瓦房店那台大号车床,它的卡盘也只有4个爪,而现在的卡盘却有6个爪。

  我心急火燎地磨我的螺丝,直到汗水要浸过眉毛的时候才顾得上抹一把。时间过得飞快,我抢到交工哨音响起那一刻才把螺丝抱下车床。

  厂里的老师傅挨个查验我们手里的螺丝,走到我跟前,他们显得很诧异的样子。说我做的东西好,又夸我的螺丝丝口均匀。我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,敢扫一眼周围其他人手里的活,原来他们的螺丝,有的像被老鼠啃过一样。

  我就这样通过了厂里的考试,并且被定成三级工。当时,大多数人只能从学徒工到一级工,我一步就到了三级工,算是破格了。

  这一批工人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,他们在国家任何需要的地方建造工厂,再把它留给那里的工人

  1952年快要入冬的时候,厂里有消息传开,说是国家成立了东北机械局,要从大连招一批工人过去。

  后来,厂里找我谈话的时候,我才知道,这次要从大连几家选派二十多名工人到机械局学习。本来是要选资深的老工人,我才19岁,他们看我技术好,就把我抽过去了。

  我就这样到了沈阳,一连在机械局学习了二十多天。老师都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,他们讲苏联那一套管工厂的办法,还教如何使用混凝土,以及土木建筑方面的知识。

  新中国已经开始全面启动工业计划了,在工业一线,需要一批工人按照苏联工厂的标准搭建厂房,组装机器。这一批工人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,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,他们在国家任何需要的地方建造工厂,再把它留给那里的工人,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。

  1954年,新中国要成立第一个汽车制造厂,我们就赶去长春筹建。我们从盖厂房干起,然后,自己建氢气站、煤气站和锅炉房,通水通电也完全靠我们自己来搞。等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完了,从苏联过来的机器才陆续到位,我们要把机器全部装机。

  这是给新中国第一条汽车生产线装机,我们也觉得光荣。等我们跑到厂院里,把机器拆开封一看,机器部件和零配件散乱一片,照着图纸也很难看出哪个部件该往哪台机器上安。

  这样,从1954年的秋季到冬季,新中国豪情万丈地在举世瞩目中推动汽车制造计划时,我们这一批工人正蹲在车间地板上,从一大堆分不清型号的零件中一个一个选出来往机器上调装。

  1954年底,一汽部分车间已经开始生产了。到了1956年,我们要离开这座工厂的时候,工厂已经全面投产,当时年产3万辆解放牌卡车。

  我的婚事就是在长春期间谈成的。其实哪里谈过啊,妻子王桂春跟我同村,家里捎信来说,她人长得漂亮,思想也积极,是村里的妇女干部,我看合适,就回信答应了。

  桂春对我很满意,我听说她家人跟她提婚事时,拿着婚姻法叮咛她,现在已经解放了,大人不包办婚姻,成不成就看她自己的意见。她也不含糊,就说了个“成”。

  我完婚后,先回长春。后来厂里让带家属了,我就赶紧给家里去信。桂春从那以后就离开农村,开始跟着我走南闯北了。

  当时西安是西北最大的城市,组织上跟我讲,这次调到西安红旗厂后,就不用迁徙了

  1955年,我们有了大女儿信珍。春节一过,信珍还不满1岁,我们就举家往洛阳搬。

  我们要在洛阳建中国第一拖拉机厂。这不比在长春,洛阳的厂房早已建好,我们只管安装机器。后来机器运到,零配件的放置都很规范,装机效率就高,有时候一天能装八十多台机器。

  洛阳只作了短暂停留,1957年底,我们接到新的命令,赴甘肃建石油化工机械厂。这个厂一旦建成,将为新中国的石油开采提供包括钻机在内的成套机械设备。而这一去,我在甘肃呆了7年之久。

  初到甘肃,苏联专家还在,装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那时候已经开始搞“”,我回来还跟妻子念叨,要好好干一场。

  到了1958年以后,我们先是看见苏联专家陆陆续续撤走,后来机器也无法运进来,以后公开的消息说,苏联跟中国的关系已经闹僵了。

  记得刚到甘肃不久,我们还吃过一段时间大锅饭。当时,我们也都知道这种搞法长久不了,可是我们是工人,也不怕吃这口大锅饭,反正赶上这么个政策,我们就大碗二碗只管吃饱。

  刚开始吃得好啊,可没吃多久就散伙了。后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,饿啊,有时连烂菜叶也吃不上。

  我那时在班组里任支部书记,到兰州市委参加会议,市委书记在上面边哭边做报告,说是有些地方饿死人了。

  我们饱一顿饿一顿一天一天往下熬。石油机械厂的安装工作停了,可是全国情况都差不多,一时接不到调出甘肃的命令,也只好苦守。

  我懂电路,1963年又被抽调到兰州地方上架设无轨电车线路。那会儿正赶上严冬,兰州的风沙又大,我爬上升降机用劲拽拉线缆的时候,眼睛也不敢睁开,人几乎要被吹翻下来。

  1964年,勉强从各地调配了些设备,我们把它安装上后,石油机械厂已经可以投产了。这时候又传来好消息,我们即将调到西安红旗厂去。

  当时西安是西北最大的城市,我很想早些调过去。组织上还跟我们讲,这次调到西安后,就在厂里住下来,再也不用迁徙了。

  我以前一直属于独立的安装公司,1964年到红旗厂后,红旗厂早就投产运行了,我们来只是做一些旧机器的拆卸安装工作,相当于现在的维修部门,所以就被编进机修车间。我当了机修车间的主任。

  我从13岁随大哥出门,已经整整在外漂了20年。这20年中,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。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,我也想早点安顿下来。

  我把红旗厂当我最后的家。我那个走路风风火火的妻子,从农村妇女主任干到工厂、街道的妇女干部,现在也安下心来到厂里当了一名钳工,她每天要把粗糙的零件打磨得光滑锃亮,她一回家,我就叫她“毛剌工”。

  我是“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”的命,以前我就从来不添家具,只有一个包,几床被褥和简单炊具,组织一声命令我们就走。现在安定下来了,我就给宿舍里添置了饭桌和椅凳,周末时候,我们从红旗厂坐公共汽车去逛西安城。

  然而,平静的日子很快又不平静了,武斗开始了。厂里造反派叫“工联”,可能是工人联合会的意思。他们要造反,就不让我们上班。我上班上惯了,时间一到就习惯往车间走,所以我成了“保皇派”,被划到“红总”,大约是“总司令部”的简称。“武斗”闹到无法无天的时候,工厂的生产停下来了。这时候,双方开始打枪。我看见过,有人走在厂里的时候突然被暗处射来的冷枪打中。

  我们当时有四个孩子,老四是个女儿,而妻子又怀了孕。一次带不走那么多孩子,我们就把老大留在同事家里。中午火红的大太阳,我们抱着孩子从红旗厂跑到火车站。一路上,尽是回乡的外省人。

  我们总算回到了东北,在老家,妻子生下了第五个孩子。这年底,厂里的“武斗”基本平息,生产又陆续恢复。厂里拍来电报,让赶紧回去上班,我们才从东北回到西安。

  那时候,“三线”建设已经搞了好几年。中国从长城以南、京广线以西的内陆地区都被划进“三线”,国家把“三线”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,到处都在建军工、厂矿。那一阵,我们都知道,毛主席说,三线建不好,他老人家连觉都睡不着。

  “三线”建厂是政治任务,不能推辞,尽管当时我要拉扯五个儿女,再走有困难。

  我曾经去找厂领导打听,问能不能让我不去汉中,回答说不行。于是,1970年10月,我又到了汉中。

  汉中的厂是生产航空工具的,选址在勉县西贾村天荡山脚下。当时的三线工程,都要按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指示建厂。

  在机器到位以前,我负责搞“三通”。为了通水,我就带队在河边打井。河边井挖到一定深度,水就渗进来,泵机往外抽水都来不及。为了抢工期,有时就得整天站在水里。

  到井打好时,我的腿就不行了,得了脉管炎。厂子投产以后,我的腿一天比一天痛。1973年,厂里送我到西安做了手术,把左腿里的一根主血管取掉了。所以我的左腿现在靠一根血管供血,平时冰凉。

  在厂里,我还是负责机修车间,专门管生产,管过三百来号人呢!改革开放后,到了上世纪80年代,厂子开始逐步军转民。那时候,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。

  厂子部分军转民后,就要靠效益吃饭。厂子效益不好的时候,我被安排到销售科,让我带着几个年轻人,去跑成都、甘肃、新疆这一片。

  跑销售苦啊,火车总是很挤,如果买不上座票,就要通宵达旦地站。我腿脚不好,又上了年纪,实在吃不消。

  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工人岗位上干过来了,走南闯北奔波了大半个中国,没含糊过。只是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。

  妻子在汉中期间又给我添了一个儿子。6个孩子,都没有上过大学,他们随我迁徙,就读厂里的子校,然后读厂里的技校,毕业了再进厂里当工人。

  现在,我和老伴的养老金一个月有两千多,汉中菜价便宜,我们带一个孙子,还算不错。

  我想,晚年大概是要在勉县定居了,在这里也待了30年,也熟了,不想再跑了。

  在这里都习惯了,就是怕下雨。汉中这边一下雨,云就压在头上一样,天低得喘不过气来。东北老家少雨,像现在这个初秋的季节,天高云淡的,秋鸟在山峁上叫一声,我在河湾里都能听见。(本文据傅君祥讲述整理)

  临到本文即将发表之际,报社收到署名为“张建华”的老一辈建设者来信,谨将信笺内容摘录如下:

  新中国成立初期,为支援大西北建设,当时从华东、东北沿海一大批年轻建设者奔赴西北,历时29年,其中诸多往事值得追忆……

  不应忘记这批五六十年代的有志建设者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自然环境是恶劣的,生活水平是低下的,这些有志的建设者,献出了自己的青春,现在大多已故去,埋葬他乡,余者无几。他们已年近八旬且身患年轻时劳累带来的多种疾病,每月仅靠不多的退休金默默地生活着……

  我等一批数百人于1955年为支援西北地区的电力建设,从繁华大都市上海的华东电力设计院,来到黄土高原的西安西北电力设计院,组建设计院的工作,生活条件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,住的大楼变成泥土平房,外出尘土盖头,两腿泥水,对于生长于南方主食大米的人来说,突然变成面食很不习惯……

  当时在背负多种“政治压力”的情况下,依然不忘祖国的使命,转战西北五省区,为完成当年国家156项工程中的电力建设设计任务而工作着。

  如今,国家富强了,我等已步入暮年,余年别无他求,不要忘记我们。在国家建设的丰碑上有我们一席之地就可以了。尚存的早年支援西北建设者西安供电局退休职工张建华

  三线年,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、科技、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,称为三线建设。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,投入资金2052亿元,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,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。